不应强行执行的政策应停止

• 2026-08-17

在过去的几年里，我常常反思这句话，令我感到愤怒。举个例子，电动车限速政策便是一个典型。多篇文章讨论了这一话题，最新的标题为《电动车限速：一场注定失败的执法行动》。除此之外，最近全国范围内开始强化社保基础工作，许多企业收到税务部门的通知，须按照实际工资缴纳社保——这一情况已在《财新》杂志的封面报道中提到。这些问题的共同点在于这些政策难以落地，原因在于它们与现实脱节，强行实施最终只会对最脆弱的群体造成伤害。

我们从小被教育要遵循规则，守法依规，所谓“有法可依、有法必依、执法必严、违法必究”。然而如果一个制度存在严重缺陷，严格执法与追究违法行为会带来可怕的后果。因此，偶尔的不守规矩并非错误。过去的超生游击队、如今的违规电动车，以及不按实际全额缴纳社保的企业，皆可归为此类。而“民间救济”则是指当制度存在明显缺陷、成本过高或与现实需求产生矛盾时，公众和市场主体借助变通、规避甚至违反规则的方式来自发填补制度失灵。

关于电动车限速的不合理，我已在多篇文章中阐述，社保缴纳比例的问题，我去年在“强制社保”时也做过详细说明。有鉴于此，我希望再次强调，因为这一问题至关重要，但许多人对此尚不知晓。

首先，中国社保的缴纳比例极高。以养老保险为例，加拿大的雇主和员工各自为5.95%，合计11.9%；美国则分别为6.2%，合计12.4%；而中国则为企业16%、员工8%，合计高达24%，几乎是这两个发达国家的两倍。如果再加上其他四类保险及“公积金”，这一比例接近甚至超过50%。与全球他国相比，即使与北欧的高福利国家相比，这一比例也是相当惊人的。

这一高比例带来了严重的社会后果。首先，对于企业而言，负担极重。假设一家公司营收为一亿，利润为三千万，工资成本占40%。若不算社保，两国的税负差不多，但一旦算上社保负担，中国企业的负担几乎是加拿大企业的两倍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这个计算并未反映中国企业的真实利润现状，许多企业的利润仅有10%左右，若要全额缴纳社保，企业可能会破产。即便不破产，也必然需要进行大规模裁员。这并不是危言耸听，早在十年前就已有“死亡税率”的论述，其中社保负担是最大的囊括。

另外，社保缴纳的负担同样落在员工身上。许多人可能不明白，为何这造成了普通人的负担。虽然员工只需缴纳8%，但企业的16%也是用工成本，二者成负相关关系，社保比例越高，工资自然越低。例如这次各地要求强化社保，很多企业的员工工资必然会受到影响，更糟的是可能面临失业。

更重要的是，体制内的社保费率则是由纳税人承担的，缴纳比例越高，纳税人的负担越重。因此，体制内并不存在“夯实社保”的问题，反而他们会尽可能按照高比例缴纳，如公积金按照上限缴纳，除了基本养老保险外，还包括额外的职业年金。可以说，社保的高缴存比例为体制内提供了优越的福利，而对体制外造成了沉重的负担。他人的丰厚福利正是你肩上的沉重包袱。

此外，市场也随之扭曲。为何许多人趋之若鹜地考取公职？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体制内的福利优厚。曾经人们急于追求创业，如今却涌向稳定的公职，这背后是制度的引导，民营企业的沉重社保负担与体制内的优厚福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这样的劳动力市场是否健康？最终结果是，赚钱的人少了，消费的人多了，经济和消费形势都受到严重影响，这也是当今创业如此艰难的根源之一。

不公的现象还表现于代际之间，某些地区体制内的退休薪资已经超过在岗员工的工资，意味着正在工作的人员的收入低于尚未退休的同事，这在任何国家都不应如此。这一问题的根源之一正是社保的高缴存比例。

同样，群体之间的差距也是显而易见的。体制内、企业职工及城乡居民的退休收入比例约为30:15:1（体制内6000+、企业职工3000+、农民200+），农民与体制内的差距更是高达30倍。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？高缴存比例显然难辞其咎。正是这一比例的偏高，使得中国养老的基础养老保险显得极为突出，因此体制内的退休人员养老金替代率普遍超过80%，甚至超过100%（高于北欧福利国家的水平）。

最终，体制内希望缴存比例越高越好，因为这终究是由纳税人承担的成本。财政若是对体制内给予更多的补贴，自然对农民的补贴就会减少。根据财政部的报告显示，2024年全国公共预算支出中，财政对约2300万体制内退休人员的补贴超过9000亿元，而对1.2亿企业职工的补贴为8066.70亿元，而对1.8亿城乡居民的补贴则相对较少。